“特别是中药”。

12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座谈会时指出，“经过近三年的抗疫，我国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拥有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特别是中药，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素养明显提升，加上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

此判断中，“拥有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特别是中药”被列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四项条件之首，其重要性可见。而“特别是中药”的突出强调，不仅彰显了中央领导对中医药此前在抗疫中发挥巨大价值作用的高度肯定，也包含了对中医药在下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殷殷期许。

确实，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全方位、全过程参与疫情防控，取得非凡成就。尤其在全球疫情蔓延且危害较大的严峻时期，因有了以西医药为主导的欧美国家的对照，此非凡成就更突显出中医药参与抗疫在减少感染率、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以及转阴后康复、减少不适症状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和作用。

中医药参与抗疫的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

而中医药抗疫的价值和作用，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评价的：“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并在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论》等经典著作。这次临床筛选出的‘三药三方’，就是在古典医籍的经方基础上化裁而来的。”

曾经，面对严峻而残酷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第一选择常常是直接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西药）和疫苗。然而，西药和疫苗的研发不仅周期长，而且往往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而相比西医药如无特效药和疫苗便办法不多的情形，中医药凭借历史上一再被验证的以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可有效应对各类疫情的优势便突显出来，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坚持中西医协同便成为防控疫情的最佳选择和最优方案。

而中国三年来取得的抗疫成就，也足以证明在尚无特效西药的情况下，疗效明显的中医药同样能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重要防治作用，可谓“世界没有特效西药，但中国有有效中药”。

而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已至第九版）中的11个中医处方（最终的表现形式也是中药）、14个中成药（含8个中药注射液），尤其是从中筛选出的“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则是更为明确的有效中药和方剂。而源自“三方”的清肺排毒颗粒、化湿败毒颗粒、宣肺败毒颗粒2021年均已获批上市，同样经过武汉抗疫检验的散寒化湿颗粒不久前也已上市。

此外，基于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辨证处方原则，各地方参照国家方案也都根据本地气候特征、疫情变化和季节转换及时推出中医药防治方案，三年抗疫也因此催生了一批疗效确切的抗疫方剂，如甘肃的岐黄避瘟颗粒、扶正屏风颗粒、宣肺化浊颗粒、培土益肺颗粒，山西的益气除瘟颗粒、除湿清肺颗粒、解毒护肺颗粒、葶苈泻肺颗粒、补肺健脾颗粒，四川的新冠0号、1号、2号、3号系列方剂，河南的金蒡清疫颗粒、九味清瘟饮颗粒，江西的清热化湿颗粒、散寒除湿颗粒，天津的清金益气颗粒，广东的透解祛瘟颗粒（肺炎一号方）……

可以说，这些有效中药和方剂覆盖新冠肺炎预防、观察期，初期、中期、重症期、恢复期，且具有良好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全国各地已构筑起一道坚实而可行的防控屏障。

当前，随着奥密克戎的病毒致病性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也要求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此时，总结过去三年的抗疫经验，中医药的战略价值和实际作用不可轻忽，应将中医药置于与疫苗接种、西医药相当的地位，在“做好有效中医药方药的储备”（二十条优化措施内容之一）保障基础上，在预防层面推行“疫苗+中医药”策略、治疗层面推行“中西医协同”策略、康复层面推行“中医药为主”策略，为下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提供坚实保障，构建起适应新形势并体现中国优势的中国特色疫情防控体系。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南阳仲景医圣祠时指出，“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总书记的话语中也有一个“特别是”，同样意味深长。

是的！在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任何时候，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都不应被低估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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